谁能成为“文正”公

唐代以来,有一个比较奇特的文化现象。文人入仕且官居高位后,大都期冀被皇帝赐封一个谥号——文正。但是作为封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,对这个谥号把持得非常严格,轻易不许人。

在中国历史上,能够博得文正这个谥号的人,大都是当时朝廷高度认可和文人交相赞誉的国之重臣。历宋、元、明、清四朝,共有26位股肱之臣生前或死后获赠文正谥号这一盛誉,其中宋代有李昉、范仲淹、司马光、王旦、王曾、蔡卞、黄中庸、郑居中、蔡沈等9人,元代有吴澄、耶律楚材、刘秉忠、许衡、廉希宪等5人,明代有方孝孺、李东阳、谢迁、倪元璐等4人,清代有汤斌、刘统勋、朱珪、曹振镛、杜受田、曾国藩、李鸿藻、孙家鼐等8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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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文帝认为撰写文章有两大效能:作为“经国之大业”,文章有利于治理国家;作为“不朽之盛事”,文章有益于修身养德,他首次将撰写文章与治国理政乃至实现个体生命价值联系起来,使文学的功效得到空前提升。鲁迅先生对曹丕的观点深为赞同,他在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一文中指出:曹丕所处的时代是一个“文学的自觉时代”,正是由于“自觉”,才笃化了治国大业的人文指向。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在《通书·文辞》中指出:文所以载道也。郭沫若在《关于文风问题答〈新观察〉记者问》中对此解释道,“‘文以载道’,用现在的话来说,写文章就是表达思想”,由此可见文以载道是对文学社会作用的深刻表达和精辟概括。无论是阅读一篇文章,还是浏览一部文学作品,如果人们将眼光仅局限在文本本身,那肯定体会不到文本所蕴含的更高远的境界,肯定获得不了更深层次的思想。读书作文于传统中国官员而言是一种介质,是一种路径,只有反复地习“文”,熟练地作“文”,才能将其所载之“道”感悟出来并传达出去,才能付诸从政实践,以求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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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语言文字含义丰赡,几乎每一个汉字都蕴含着先哲的卓越智慧,都承载着先民的人文追求。不少汉字都为字音藏义、字形藏理,以文化的“文”与正直的“正”相组合,就是政治的“政”字,所以得谥“文正”之人,几乎都是为文从政这一文官群体中的佼佼者,这些人也的确通过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,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传承后世的声名、功勋和主张。

文正这个谥号在唐代作文贞,有唐一代先后有魏征、陆象先、宋璟、张说等4人荣膺文贞谥号。宋代承袭唐制,将文贞这一谥号传承下来,王旦等大臣都被谥为文贞。到了宋仁宗执政时,鉴于仁宗的名字叫赵祯,为了避皇帝名讳,遂将文贞改为文正,特别是经过司马光的“文是道德博闻,正是靖共其位,文正是谥之极美,无以复加”一番阐释,文正遂成为古代文人做官后梦寐以求的谥号,因为受封此谥号的官员,无论是本谥还是追谥,均有一个共同特征,那就是他们都在文坛有所建树、在官场有所作为、在民间有甚好口碑。

谥号在不同朝代有着不同等级,以清代为例,“文”原则上只赐给入过翰林的大臣,但偶尔也有例外,比如左宗棠谥号“文襄”。清代以“文”命名的谥号较多。“文正”为文臣的最高荣誉,只能由皇帝钦定;“文忠”则是传统谥号中最佳的,仅次于“文正”;“文恭”通常赐予恭顺踏实的大臣,属于中上档次;“文成”一般用于赏赐那些治理有方的文臣;“文端”往往用来赐予知名理学家和品行方正的大臣;“文襄”大多用于赐封那些为开疆拓土作出贡献的大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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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作者:刘金祥,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、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)

“文正”谥号作为封建王朝的一种重要社会舆论,是对文人出身的官员的最高评价和最大褒奖,具有强烈的价值导向作用。无论是范仲淹、司马光,还是耶律楚材、方孝孺,抑或曹振镛、曾国藩,他们既博学多才又政绩显赫,最终名垂后世。如果他们 “文”不抢眼,“正”不彰显,自然也就失去了“政”的基础,难以成为被后人敬仰和效仿的楷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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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千古绝唱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垂范后世的范仲淹,既是北宋著名政治家,又是蜚声文坛的文学家,其为政清廉,刚直不阿,官至参知政事,遗作《范文正公集》享誉后世。“以儒治国、以佛治心”的耶律楚材,是元代著名政治家,曾协助成吉思汗、窝阔台制定多种效仿汉制的政策与典章,促进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深度融合,官至尚书右丞,所撰《湛然居士文集》存留至今。一代大儒方孝孺,是明代著名文学家,举止淳厚,坚贞不屈,孤忠赴难,被诛十族,官至文学博士,所写《逊志斋集》铭刻青史。晚清第一重臣曾国藩,是清代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,修身律己,以德求官,礼治为先,以忠谋政,官至武英殿大学士,所撰《冰鉴》等著述裨益后世。这些历史人物或许性格情趣迥异,或许成长历程不同,但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既在为文治学方面有殊异才能,又在当官从政方面显示出卓越才干,成为诠释“文”“正”“政”三者内在关系的有力而恰切的佐证。

这是温暖的一幕,是特别的缘分,更是医者仁心的传递和延续。

当今时代,传统谥号的激励作用自不足取,但借助读书涵养学识、才华、品德和修为的做法可资借鉴。古人“文”“正”并行的文化传统值得我们思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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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丕在《典论·文论》中曾经写道:盖文章者,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,荣乐止乎其身,二者必至之常期,未若文章之无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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